如何改变数百万女童的命运

作者:安·科顿 来源:《意林·作文素材》

  [安·科顿,女性教育活动组织创始人兼总裁,2014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(WISE)个人/团队教育奖获得者。安·科顿开创并发展了蜚声国际的女童教育模型,该模型将教育置于非洲发展的核心地位。]

  那是1991年11月的一个早晨,津巴布韦一望无际的天空下,站着一位赤脚的农民。他个头很高,松松垮垮的卡其色裤子上洇出一块块汗渍。他的孩子垂手立在一边,身上的藏青色校服破旧不堪。校长也在,他穿着深色西装,黑皮鞋上蒙着厚厚的灰尘。这个孩子是我们会面的原因,她13岁,在小学里门门功课拿第一,但她父亲因为伤病不能再下地干活儿,田里的收成连一家人的肚子也填不饱,更不用说供她上中学了。

  富人总是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,他们会问:“既然女童教育这么重要,回报如此之高,家长们为什么不把女儿送进学校呢?”他们不能,因为穷。所以,世界上有那么多女孩,在还未真正开始生活的时候就已枯萎,在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生下了孩子,如此一代一代,循环往复,陷入贫困的怪圈。

  女童教育能够为发展中的经济体带来最高的社会和经济红利,那么,怎样才能实现全民教育呢?

  当我在1993年创办“女性教育活动组织(Camfed)”时,千百万美元都被浪费在说服贫困的家长送女儿上学上。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完全不得要领,因为它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:家庭会在精心权衡后选择怎样使用有限的收入。相比于女孩,男孩更有希望在未来找到工作,挣钱养家。

  在低收入国家,上学的女孩本就是少数。她们知道,如果家庭经济情况恶化,自己的教育就会首先受到影响。这种无时无刻的焦虑感影响了她们的学习,从而减少了她们进步的机会。

  女童教育是一个系统性问题,仅仅靠消除她们上学路上的一两个障碍物是无济于事的。全民教育单单靠修建女厕所或提供卫生巾是无法实现的,单单靠发校服、发文具也是无能为力的。达成目标的方法,就是与所有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——从教育部的官员,到贫困村小的校长;从制定政策的领导,到不识字的奶奶,每一方都可以为问题的解决贡献资源和智慧。

  每一种资源都得到尊重和重视。这些资源中包括家长对孩子的爱,以及社区成员免费贡献知识和时间的意愿。正如精英院校强大的校友网络那样,Camfed也为毕业生建立了校友网,目前已达到3.3万人。她们都曾是没有鞋穿、没有学上的穷孩子,如今已过上新生活,成为创业者和社区领袖。

 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女孩,在那天早晨,她安静地听着父亲和校长讨论她的未来。后来,她给我写了一封信,其中一句话让我落泪:“如果有机会,我一定会做一些伟大的事。”

  教育不应该是“如果”的事,教育是基本人权。现在,那个女孩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,她跟我谈起,“上班的时候,我看到一个护士对一位贫困的妇女很不尊重。我对那个护士说,别那样跟她说话,因为我的妈妈也和她一样。那个护士很震惊,她以为医生不可能来自这样的家庭”。

  她理解贫困,因为她曾生于贫困。她结婚了,有两个健康的孩子。为那些未能像她一样成功改变命运的女孩哭泣吧,为她们的孩子和她们孩子的孩子哭泣吧,然后擦干眼泪,行动起来,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解决,也必须解决。